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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下面对康熙青花做个总结。第一,从技术上讲,康熙时期的青花是最蓝的,非常漂亮,叫“翠毛蓝“。由于原料的不同,工匠技术的提高,导致康熙青花颜色非常清丽,很容易取悦于人。第二,同样是青花,康熙青花可以分出来层次,称为“墨分五色“。《陶雅》中这么记载:“其青花一色,见深见浅,有一瓶一罐而分之七色、九色之多,娇翠欲滴。“写得非常清楚,康熙青花甚至能分出九个层次。所以康熙青花在整个清朝,乃至后来到民国,到现在,都被认为是清朝青花里最好的。《陶雅》也是这样说:“雍乾两朝之青花,盖远不逮康窑。然则青花一类,康青虽不及明青之美者,亦可以独步本朝矣。“康熙青花虽然艳不如明朝的青花,但在清朝这个朝代里,肯定是老大。由于这些因素,收藏者一开始最容易喜欢上的,就是康熙青花。

    康熙瓷器在工艺上有很大提高,对胎土的要求特别高,所以分量特别重。过去说:行家一上手,就知有没有。康熙青花用手一拎,就比较重。它的釉面也显得非常坚硬,有“紧皮亮釉“之说。这些感觉,要自己去慢慢体会。

    天启、崇祯、顺治、康熙,这四朝整整一百零一年。这一个世纪,是西方的资本主义追赶我们的一百年,是我们平稳发展的一百年。我们当时的社会发展在全世界来说,都是空前的、领先的。这一时期的青花,实际上跟社会形态有很大关系。比如过渡期的瓷器,体现出来的思想都比较自由、解放,一切生命的状态都是呈自由倾向的。这里以瓷器上画的鸟为例,作个总结。

    万历时期画的鸟,都是头冲前,扇着翅膀,像临终奔命,有点儿说:大明要完了,咱赶紧跑吧!到了天启、崇祯,鸟就不这么直飞了,它做自由飞翔状,上下左右翻舞。它这时候的心态反而轻松了,知道反正大明要完了,索性就这样了,有点儿彻底解脱的意味。到了顺治呢,这鸟立刻做回头状,飞着还要回头,少有落在枯枝上的。玩儿大发了,也得坐下来歇歇,温故而知新,总算找到一个安家落脚的地方。一进入康熙朝,这鸟就肥了。康熙的鸟都是大肚子,按理说那么大的肚子,根本飞不起来,有点儿养尊处优、贪图安逸的意思。

    万历、天启、崇祯、顺治、康熙,两代五朝,我们从一只鸟就能看出当时的社会心态。康熙四十年以后,就进入了18世纪,这个世纪就是我们常说的“康乾盛世“。

    康熙青花呈一种自由开放的势态,到了雍正,青花风格突变,一反康熙的青翠,变得规范起来。那么,风格突变的原因是什么呢?我猜想有两个原因。

    第一个原因与政治有关。雍正的吏治在清代官场中力度最大。雍正上台以后谣言四起,如篡改遗诏等等,使雍正下决心整治康熙晚期遗留的历史问题,举国上下大规模清查贪污腐败、亏空钱粮、假公济私、结党怀奸等行为,雍正要求一查到底。雍正皇帝曾经对怡亲王说:“尔若不能清查,朕必另遣大臣。若大臣再不能查,朕必亲自查出。“话说得非常重,振聋发聩。雍正这个态度,使清朝吏治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局面。雍正元年正月,雍正皇帝雷厉风行地连续颁发了十一道御旨,进行整顿。这一年,被革职抄家的三品以上的大员数十人,其中曹雪芹家的一个亲戚叫李煦,就是因为经济亏空而被革职抄家。当时雍正不是很讲理,也没有非常确凿的证据证明你受贿,只要你管辖的这块地方经济没搞好,有亏空,你就革职回家。《清史稿》中是这样记载的:“雍正初,整理度支,收入颇增。“康熙晚期的时候,库银有七百万两;到雍正十三年,也就是雍正去世的时候,库银有五千多万两,增加了七八倍。

    “雍正“这个名字的来历很有意思:他原来是雍亲王,正位为皇帝,所以叫“雍正“。他强调自己很正,年号代表正统。野史上猜测,说这是他心虚的表现,所以起了这样一个年号。野史一般都说,康熙的遗诏是“传十四子“,不是“传于四子“。其实,这个说法今天很容易解释,因为“于“字当时可不是简化字,是繁体字。另外,皇帝下的诏书都是满汉两种文字,不可能连满文都给改了。

    事实上,雍正是清代最为勤勉的皇帝,勤政是雍正区别于其他皇帝的一个显著特征。纵观中国历史,像雍正这样勤政的皇帝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。雍正在位期间,不巡幸,不游猎,跟他的父亲、儿子都不一样。康熙六下江南,乾隆也是六下江南,雍正一次都没出过北京,日理万机,终年不息。他的勤勉是有数据的,我们仅以朱批为例说明。所谓朱批,就是皇帝拿红笔在上面批示过的奏折。雍正朝现存的朱批奏折(不是全部),汉文的有35000余件,满文的有6600余件,加起来有41600余件。他在位十二年零八个月,按天计是4247天,那他平均每天要批10件奏折,最少写一个字“览“,意思是我看过了;最多的,可达万言。

    我说过,艺术的表现一定跟当时的政治氛围有关。雍正是一个比较刻板的人,他对瓷器产生的影响,首先就表现在官窑画得很拘谨,很规范。

    风格突变的第二点原因,我猜想与他的艺术修养有关。雍正登基的时候45岁,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,有足够的时间去学习。我们从养心殿造办处的记事档中,可以看出雍正的御批要求得非常具体,一个没有艺术造诣的皇帝是要求不出来的。你自己不高,就没法要求别人。雍正强调的审美非常高,希望这种审美从外表到内涵是一致的,收敛,不张扬,所以他比较喜欢宋代瓷器。唐英在《陶成纪事碑记》中写到景德镇烧造大量仿古瓷器,所谓“仿古“,就是模仿宋代的官窑系统瓷器,比如仿哥窑、汝窑、钧窑等等。

    雍正不太喜欢带有民间色彩的瓷器。按照今天的说法,他不怎么亲民。在康雍乾三朝里,两次有明确文件的亲民记录,一次是康熙,一次是乾隆。康熙推广《耕织图》、《棉花图》,瓷器带有强烈的民间色彩,非常亲民。乾隆也推广《耕织图》,以及《陶冶图》,说的是怎么制陶,这些都有历史档案可查。

    景德镇御窑厂到了雍正时期,变得非常完备。康熙晚期的督窑官制度的建立,到了雍正元年得到延续。雍正在位的第一年,就迅速对瓷器做出御批,可见重视程度之高。

    雍正青花的风格可分为两类,形象地说,是一枚硬币有两个面。第一,雍正青花直追永宣青花。我讲了,雍正上台时,他的修养与艺术造诣已经非常高了。他首先对明朝瓷器了解得透彻至极,知道明朝瓷器中最重要的青花就是永宣青花,所以他一上来就直追永宣,要把本朝的青花仿得跟永宣一模一样。雍正也获得了成功,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可以乱真。我甚至认为,今天世界各大博物馆里,还有一些被视为永宣的青花瓷器,有可能是雍正时期仿造的,只是我们没办法用肉眼分辨。

    比如,有一个青花绶带鸟纹的大盘,盘子上画的鸟是倒挂着的,姿态活泼。这件盘子原定为是永乐的,我就很怀疑。它不是永乐的,而是雍正的,为什么呢?有两点。一、这盘子尺寸很大,直径将近60公分。从元代到明初,烧造了很多大盘子,甚至有直径70多公分的,但都有一点儿变形。要知道,盘子尺寸大,一入火,稍微有点儿应力就变形了。但这个盘子非常周正,这是一个工艺上的疑问。二、这只绶带鸟的形态不是一个常态,它倒挂着。瓷器一定会受当时绘画的影响。我们看明代的花鸟画,最有名的画家叫吕纪,他画的鸟都是常态,有的鸟都是呆呆的,比如他画的山鸡,就比较呆;偶尔画点儿奔跑的,但都是常态。那么,这只盘子上的绶带鸟是倒挂在树枝上,在追逐一个虫子。从这个鸟的动势而言,我就怀疑是清代的。为什么呢?清代有一个画家叫华嵒,华新罗,他画的鸟都是这种动势的,非常不常态。后来景德镇出土了一大批永乐时期的大盘子,没有一个是这么画的,鸟都是很正面的形象。

    那么,文物鉴定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?就是判断事物要从多角度出发,不能就事论事,要从横向、纵向,从各个方向比较,才能做出一个终极判断。

    第二,雍正青花的另一风格就是淡描,首先直追成化。雍正淡描青花显然受万历铁线描的影响。“铁线描“就是用细线表现图案画。比如表现大面积颜色的时候,它不平涂,而是一道接一道地画,形成平涂的概念。

    为什么不直接画成平涂呢?因为平涂需要大量颜料,那时颜料告缺,就以少充多。雍正追万历,两个人的出发点不一样。万历铁线描的目的是为了省材料。雍正则是为了雅,并非追求节省材料,而是作为一个很细弱的表现形式,用很淡的色彩渲染一种艺术效果,形成一种风格。雍正并不是没有材料,青花材料有的是,他就是不愿意使,一定要把瓷器画得非常雅。他不用色块来表现一大片颜色,就是用细线。这种绘法在雍正青花中非常有特点,在官窑和民窑里都大量出现。

    淡描青花所要求的技巧非常高。字写得不好的人,首先不能写笔画少的字,第一难写的就是“人“字。不信你回家试试,笔画越少越难写,笔画比较多的字就好写,容易遮丑。这个道理一样,淡描青花由于笔触非常少,所以对画工要求非常高,因为没有可遮掩的地方。你没有功力,就干不了这件事。

    从雍正一朝起,官窑基本形成一个定式。比如赏瓶。赏瓶,顾名思义是赏赉之用,赏人的。赏瓶本来有一个名字,叫“玉堂春瓶“。过去皇上看谁顺眼了,谁有功了,就说:“哎,赏玉堂春瓶一对。“底下太监们就传旨:“传旨,赏玉堂春瓶一对。“到后来呢,太监当着皇帝这么说,一转身就说:“赏瓶一对。“偷懒了,把中间省去了。所以,后来这种专门用来奖掖、赏赉之用的瓶子,就叫赏瓶了。原来的本名“玉堂春“反而不叫了,忘了。原来的名字多富有诗意啊!《清档·雍正记事杂录》中有这样的记载:“雍正八年十月,奉命再将赏用瓷瓶烧造些来。“可见当时赏瓶的用量比较大,雍正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奖掖官员。你想,皇上送你一对瓶子,摆在家里多荣光啊。

    雍正时期的赏瓶,目前全国就一例,现存广州文物商店,带有雍正纪年款。雍正以后,赏瓶大规模生产,保留到今天的也非常多。皇上为什么要用青花赏瓶来奖励呢?首先青花表示清廉;瓶子上画的是缠枝莲,也表示清廉。皇上用青花和莲花,暗示“为官要清廉“。赏瓶一对,不仅是奖状,而且是警示。

    我在很多年前逛一家商店,看见一个半截的赏瓶,没脖子,呈一个罐状。我那时也没钱,收入很少,就问他:“这个东西多少钱?“他说:“一百二十块钱。“现在听起来,一百二十块钱,不就是吃顿饭的钱吗?但当时这一百二十块钱对我来说挺多的。我一开始真不知道它是个半截的瓶子,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罐,它那口磨得还很平。后来人家告诉我,上面那截没了,这就是一个赏瓶的下半截,我那时是第一次听说“赏瓶“这个词。可我心想:这个东西是半截的,伤残了。我就很犹豫。那人就劝我:“这个机会很难得,少了半截,钱还少很多呢!要有个脖子,就值好几千块了,这不才一百多块吗?“我就是“听人劝,吃饱饭“,把它买了。

    后来我在这个赏瓶上看出了意思。我通过它对赏瓶有所了解,就是从根上开始了解。尽管它没有脖子,剩下半截也够我看的。收藏本身是件内心快乐的事,不必强求,随遇而安。你碰到的就是这么一个东西,尽管它是残的,但它便宜,我买得起;如果真碰上一个完好的,比如雍正的赏瓶,全国就一个,全世界就一个,要好几百万,我也买不起,就是看一眼。这种随遇而安、内心的快乐是非常重要的。

    中国瓷器生产为什么在这时形成一个高峰呢?主要跟当时的督陶官制度有关。康熙中期时,中央政府觉得政权已经稳固了,平定了三藩,收复了台湾,开放了海禁,这些都表明国家政权非常稳固,这时就开始有心思烧造瓷器,开始关心这件事了。我们一般把康熙统治的六十年,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,二十年是一个时期。

    清初景德镇的生产萎靡不振。康熙十三年,三藩之乱开始,对历史有点儿了解的人都知道,这当时对清廷构成了很大的威胁,景德镇也受到严重的破坏。康熙十九年,清廷把这件事情搞定以后,景德镇开始复烧官窑。最早应该就是在康熙十九年,御窑厂恢复。这时,政府陆续派督陶官去景德镇。第一拨人,是康熙二十二年由工部派下去的,这里面最有名的是臧应选。当时臧应选不是专门为督窑这件事去的,他管着好几个省,今天说来是很大的官了,督陶官只是他的一个兼职。但我们可以想象,让管几个省的大官,管一件烧窑的事,那说起来烧窑也不是一件小事了,可见皇上的重视程度。

    臧应选被派到景德镇以后,首先明确了中央政府的一个态度,也就是皇上什么态度。当时御窑厂专门给宫廷提供日用瓷以及艺术瓷,首要是日用瓷。只有生活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,你才会对艺术品感兴趣;你衣不遮体、食不果腹的时候,肯定对艺术品一丁点儿兴趣都没有。那么,御窑厂首先就提供日用品,比如盘子、碗、杯,各种实用的东西,后来才慢慢加上陈设瓷。

    督陶官被派到景德镇以后,立刻就把当地最优秀的工人、最好的工作环境都结合在一起,其推动力量非常大。从康熙十九年起,清廷先后派遣的督陶官不算太少。康熙时期,最有名的就是臧应选、郎廷极。我们将来讲单色釉的时候,会讲到郎窑。雍正时期,最有名的是年希尧、唐英。唐英是雍正、乾隆两朝权力最大的督陶官,而且他是专职的,跟臧应选的兼职有所不同。《清史稿》这样记载:“唐英,字俊公,汉军旗人。官内务府员外郎,直养心殿。雍正六年,命监江西景德镇窑务。“唐英,唐俊公,他是在旗的八旗人,当时在养心殿值任。雍正六年,把他直接派到景德镇去了。

    唐英这个人,我们应该对他有所了解。他的出身是内务府包衣,说白了就是皇上的家奴,16岁就进宫服务。他的出身和少年入宫的经历,形成了他唯唯诺诺、谨小慎微的性格。你想,在宫廷里做事,出身又没有那么高贵,所以就形成这样一个性格。唐英是严格按照上方的旨意办事,皇上让他怎么着,他一定怎么着,甚至要做得更好。他挖空心思,要把瓷器烧好,要取悦于皇上。

    唐英到景德镇的头三年,就是雍正六年到九年,跟窑工吃喝住都在一起,天天琢磨,终于由一个外行变成内行。乾隆八年,唐英在景德镇主持绘制了《陶冶图》二十开,从采石制泥、淘炼泥土到束草装桶、祈神酬愿,整个过程从头到尾,全部用画稿呈现。唐英给二十幅画都题了字,画不是他画的,字是他题的。《陶冶图》把制瓷工艺做了总结,这个工艺不仅仅有工艺学的特征,还有社会学的特征。比如最后一个章节就叫“祈神酬愿“,其实跟烧造没多大关系了,就是把瓷器都烧好以后,做很多仪式。因为烧窑是件很难的事,有时要靠天吃饭,你刚点上火,这边一下雨,一闷,可能就烧不好了,所以要祈神酬愿。所谓“束草装桶“呢,就是当时的包装,拿草把瓷器缠得紧紧的,装到木桶里,由水路运到北京。今天看,《陶冶图》是陶瓷工艺中最重要的文献。

    乾隆是清代最有福气的皇帝,乃至在中国历史上的皇帝里,我觉得他都是最有福气的,生与死都在最好的年份。那么,他的福气体现在哪几点上呢?第一,他是盛年登基。幼主登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,会受很多人的左右,没有办法下判断。乾隆25岁登基,正是人生美好的时光。他一生的体力和精力都非常旺盛,对艺术有所偏好,瓷器尤甚。第二,康熙、雍正两朝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乾隆的祖父和父亲打下的基础,使国家强盛安定,所以他有足够的精力和实力来经营艺术。第三,乾隆皇帝在位最久。他虽然不愿意超过他祖父在位的六十一年,但是他做了四年太上皇,一共加起来是六十四年。同时,他也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皇帝,活了89岁。还有一点,乾隆是中国历史上花钱最多的皇帝。他在位时间长,国家富足,能大把大把地花钱。

    乾隆说自己是“十全老人“,他有十大武功,六次南巡,经营一个硕大的圆明园,称为“万园之园“,觉得自己守住了祖业。乾隆晚年的时候,在故宫召开千叟宴,全国各地70岁以上有德行的老人,都可以来这儿赴宴。最远的一位一年前就启程,为了吃这顿饭,走了一年到北京,吃完饭走回去,又是一年。这是真事儿,当时从海南走过来就得一年。吃饭的时候,乾隆很高兴,看到这么多老年人,说明国家兴旺啊!他对老年人很关心,每人发了一个御赐养老牌,十两白银。这块养老牌是价值连城的文物,但大部分人回去就给使了,花了当银子用了,如果能留到今天,非常有价值。我曾经见过一块,可惜没买。

    乾隆当时对百姓的这种养老的态度,跟我们今天很相似。我看新闻里说,国家又给提高了养老金数额。对老年人的态度,表明了中央政府的态度。

    那么,反映在瓷器上,乾隆和康熙时期有什么区别呢?到了乾隆盛世,有些改变非常有意思。当时瓷器上最爱画的画面是“渔乐图“。康熙时期渔乐图,一般都画捕鱼,比如撒网,用各种渔具想法出击;而乾隆时期画的渔乐图,一般都是钓鱼,是等待。康熙的时候是享受成果,乾隆的时候是享受过程。

    今天很多人也钓鱼,但跟二十年前的钓鱼一点儿都不一样。今天钓鱼,大部分人都不是为了“鱼“,是为了“钓“,为了这个乐趣。二十年前,钓鱼还真是为了“鱼“,都是相声里说的“二儿他妈妈,拿大木盆来“!目的都是要吃鱼。今天不一样,我的朋友钓完鱼就追着我说:“哎呀,我这鱼钓多了,都给你吧!“我说:“那你钓那么多干嘛?钓多了我也吃不了。“朋友就说:“哎,这不是个乐趣嘛。“他是这个态度,不是想要那鱼。历史上也是一样,乾隆盛世的时候,钓鱼的画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富足的形态。

    我早年买过一个康熙“渔乐图“的罐,画面上是很多人站在水里,手里拿着一个筐。当时我不明白,看不懂这些人都站在水里,拿一个筐干什么?我是北方人,没见过南方这种工具。后来我查《三才图会》时才知道那个“筐“叫“罩筌“,就是一个筐,但两头是通的,说白了就是没底的筐。《三才图会》上解释说:“罩则竹编,空其两头。“罩筌是竹编的,逮鱼的时候往水里一扔,把鱼罩在里头,然后用手摸。北方人没见过啊!所以我看着上面画着每个人抱一个筐,不知道要干什么,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捕鱼图。我刚才讲了,这种捕鱼算是出击,跟钓鱼完全不一样,钓鱼的乐趣没办法享受。今天的人都愿意钓鱼,谁也不愿意拿一个没底的筐在水里咣当咣当地抓,那叫减肥。每个人的知识都有局限,比如我,就不知道南方的事,所以要抓紧一切机会去学习。你看不懂的时候,就要想办法查,问问别人。也许你的邻居就是一个南方人,张嘴就说:“这个东西叫罩筌,在我们老家到处都可以见到。“我估计今天南方也不使那玩艺儿逮鱼了,所以每一个人的知识都需要一点一滴积累。

    再看动物纹,康熙时期画的动物纹都非常凶猛。比如当时最愿意画的就是一种瑞兽,以麒麟为蓝本。为什么爱画这种瑞兽呢?为的是祈福,祈求天下太平。当时大部分人是从动乱中过来的,都希望社会安定。那么,乾隆时期画的动物都是什么呢?狮子绣球,百子龙灯,动物的形象都是非常喜庆的。

    社会形态的改变,迫使艺术形态的改变。同样是狮子,康熙时候画的狮子都张牙舞爪、具有杀伤力;乾隆时候画的狮子,都像哈巴狗,完全不一样。康熙时期的瑞兽,表明了社会的一种担心;而乾隆时期的瑞兽,表明了社会的一种放心,形态上不一样,内心世界也不一样。乾隆时期的心态跟今天的社会非常接近,大家心态都比较放松,早晨、傍晚,街头净有载歌载舞的人,有踢毽子的人,整个社会形态都非常喜庆。而在二三十年前,我们看不到这种社会形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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